程颢生长在世代宦官之家，幼蓄理政观念。10岁时写《酌贪泉》诗，“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是他的心底写照。十二三岁，便少年老成。15岁拜理学鼻祖周敦颐为师。25岁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任主簿（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28岁调上元县为主簿，曾代理县令，有政绩。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时年35岁。

晋城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史书称赞这里“其民陶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庶民百姓）俭陋”。“民重农桑，性多朴直”。但经过唐以后“五代”军阀割据，百姓苦不堪言。

程颢看到饱经五代战乱后的泽州一带，文化落后，民风粗俗，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混乱状态，非常痛心。对此，他施行“民本”治县理念，采取了许多利民措施，并在自己的卧榻旁写下“视民如伤”四字，激励自己同情百姓疾苦，减轻农民负担。他常说：“某每日常有爱于此民”（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老百姓）。与同僚或朋友聊天时，总是说：“某每日常有愧于此民。”（我每天都存有愧对晋城百姓之心）。程颢励精图治，认真做了以下10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鼓励百姓垦荒种田，发展农耕。让把荒芜的土地尽量多耕种一些。新垦荒田三年不纳粮秣。

第二，组织乡民互助，相互扶持。根据乡村间距离远近编织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亦无容”。凡鳏寡孤独，不能自养、自理的老人、残疾人，责成乡里或亲戚、朋友，互相关照赡养，做到“凡孤茕残废者，责以亲戚乡党使无失所”。

第三，对外地流浪到晋城者，或病或残，都设法收容起来，给予一定的生活照顾。这就是“行旅出于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

第四，立科条旌别善恶。表扬好的，批评或处置一些不孝敬父母、不敬奉长上、不遵守法律、不讲道德的害群之马，劝乡民知耻守廉，遵守纲纪。

第五，组织乡民武装，维持地方治安。趁农事闲暇，把农村青壮年组织起来，编练义勇军，习武健身，防贼防盗，保卫乡里。史载当时的晋城“农隙讲武事，一时义勇咸为精兵可用”。

第六，赈恤社会，扶弱济贫。国库有了一些余钱，程颢主动拿出来搞社会赈济，帮助百姓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即“库有杂纳钱数百千，尝借外补助民力”。

第七，诲人不倦，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有事至县者，（程颢）必告以孝弟（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长上”。

第八，调停民讼，解决纠纷。“争讼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陈白，与之从容告语开释之”。自古以来，老百姓到官府告状要带诉状。程颢当县令期间，老百姓到县衙告状，可以不带诉状，与自己直接对白，诉说冤屈和不平，或申请解决问题。

第九，解决税粮边运，减轻农民负担。北宋时，晋城县有税粟移边问题。老百姓缴纳粮秣，不是就近缴纳县府粮库，而是让运送到战事需要的边庭去。因为那时，先有辽国入侵，后有金军犯境，常有战事。朝廷无力运输，就把粮秣边运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运输、路费开支，远比粮秣本身高得多。“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民以为苦”。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经细心调查，程颢选择了一些可靠的富商大贾，让他们提前到缴纳粮秣的地方购买足够的粮秣，原地储存。待到朝廷征缴时，如数缴纳上去。百姓足不出县，就近把应缴钱粮费资交给商贾，劳役免除，费用大减，无不欢呼雀跃。

第十，致力文化教育，培育有用人才。这是程颢在晋城任内最突出的功绩。据《凤台县志》记载：“程明道来令晋城，以五代抢攘孑遗瘁苦，安定后，未识礼让”。于是，他在晋城设乡校72处（也有说70处或40处），立社学几十处。他行县（下乡视察工作）时，亲自召开座谈会，向老百姓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让大家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并亲自检査学生作业，为孩子们改正错别字、病句。他特别注意从青少年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集中起来进行重点培养。教师中有不称职胜任者，及时进行调整，以免误人子弟。

教化为先  天下之式

在任三年以来，他兴办乡学，一改晋城往日习风，实现了从“百年内无一人登科”到“登科者无数”的巨大转变，泽州人民文化水平直线上升，人人读书，家家向善，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虽穷乡曲巷，时闻弦诵声”的动人景象。他严谨治学、一丝不苟，不仅广办学院，还亲自参与书院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方面的编制，讲授注重启发引导，讲究身心涵养，自主设置课程，推行讲会制度，极大的改变了晋城的学风。后来程颢在晋城兴办乡学的成功经验还被王安石采纳，用于北宋熙宁兴学的第二次教育改革中，可以说，程颢不仅对晋城教育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还为北宋的基础教育改革蹚出了一条新路。

经过程颢的精心治理，晋城县面貌大变。史赞：程颢治理过的晋城，成了全国的模范县。据《宋史》记载：“县之政可达于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晋城生产发展了，百姓生活改善了，“丰年可得温饱，歉年亦可充饥”。在思想文化教育、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泽州府志》也记载：“泽，故伊耆旧壤，民有余古。而自程纯服教后，学者如牛毛野处，安得无才贤辈出，压太行而砥河朔者乎！”郝文忠经云：“（晋城）耕夫贩妇亦耻谣琢而道文理。”而午亭陈氏亦云：“（泽州）士皆却扫诵习，不骜声利，有古隐君子风，得宋程明道遗教，则是邦之人，其节行之美应有自来矣。”

程颢为官清廉正直，为了书院的修建倾其所有，致使夫人病重竟无钱医治。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程颢被调任监察御史里行。听到他要走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凤台县志》记载：“程县令去之日，民哭声振野，沿街设香案、摆供品，夹道相送，牵衣顿足者不计其数。”程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噙着感激的热泪作别太行山。晋城父老乡亲的一片恸哭之声，正是对他在晋城不凡政绩、高尚道德的充分赞扬和肯定。

兴学育人 人才辈出

由于程颢兴学办教，在他走后的若干年内，晋城县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兴学育人之风。明朝官员张琎在《重修程子祠》中说，程颢在晋城县办学的辐射力，“达乎邻邑高平，渐乎晋绛（临汾、运城），被乎太原，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对太原、晋绛等地影响如何，暂且不论，程颢在晋城县办学，直接影响了泽州几县则十分明显。以高平县为例。《泽州府志》和《高平县志》有多篇文章记载：“宋程明道先生虽为晋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风，发生巨变”，“多建庙祠以祀之”。宋、元以降，高平县修建有“晋城书院”“宋程书院”，而且是历代翻修、扩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泽州衙门下令调查程明道办学遗址时，晋城县仅查到6处，高平县却查到23处。

读书求学者与日俱增，人才辈出，如“牛毛野处”。明正德年间（1506－1521），一位晋城知县回顾说：由于明道先生的教诲，晋城自“神宗元丰元年至绍圣元年间（1078－1094），应召者数百人，登科者数十人”。《泽州府志》《凤台县志》等史籍记载的唐至明、清晋城科举考试的一些资料，足以说明程颢在晋城兴学育人的良好效果和深远影响。北宋以后，泽州5县进士及第者遽增至两三百名。晋城一县竟有149名，超过唐至五代间的8倍。宋朝的宋太初仕至权御史中丞，刘羲叟仕至崇文院检讨，王献可仕至泸州知州、英州刺史，王云仕至资政殿学士，段思恭官至镇国将军、节度使。金代状元李俊民，极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尊敬和推崇，留下了朝廷五诏不仕的佳话。元朝时，泽州5县进士及第者80人。元至明、清，泽州5县涌现出来的人才更是多如繁星。如，元代的监察御史贾鲁；明代的监察御史茹太素、兵部尚书侯琎、工部右侍郎张昺、礼部侍郎杨砥、云南巡抚杨继宗、南京户部尚书李瀚、大理寺评事常伦、户部右侍郎王国光、大理寺正卿张五典、刑部右侍郎张慎言。清代的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吏部尚书田从典，刑部尚书白胤谦，湖广布政使毕振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