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龙(1931-1982),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从省委机关回乡支援农村建设,连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栽桑养蚕,兴修水利,使阳城成为“山西之首、华北之冠”,使武乡变为全国新蚕区的一面旗帜,使蚕桑生产成为屯留县支柱产业之一,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蚕桑孙文龙书记”“粪篓书记”“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因积劳成疾,逝于任上,年仅51岁。一生清廉善政、鞠躬尽瘁,被誉为“人民的好公仆”“中国共产党优秀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
“我是党的人,党说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孙文龙出身普通农民家庭,先是参军,后又分配到山西省委机要处任机要员,深受单位领导的信任。1957年春季,他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动员干部、下乡上山”号召,向组织递交了申请,主动要求返乡支农,告别省城,回到了故乡阳城。
在乡镇历练多年,35岁的孙文龙升任阳城副县长,之后又当上了县长、县委书记。他一直把桑蚕产业抓在手上,走遍全县380多个村庄,带领农民栽下上千万株桑树,短短几年就使阳城的桑茧产量位居山西之首、华北之冠。但长期超负荷运转,终于击垮了这个硬汉。1974年春,孙文龙在参加会议时当场昏迷。经医院诊断,他身患肝硬化,并出现腹水。此后,孙文龙下乡,中药、药锅不离身。
1977年,为了加快改变革命老区落后面貌的步伐,当时的晋东南地委决定选调一名得力能干的同志到武乡任县委书记。常委们一致认为,担此重任者非孙文龙莫属,但考虑到他的身体,又举棋不定。孙文龙理解干部群众对他的关心。但地委领导与他谈话征求意见时,他还是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共产党员四海为家,哪里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苦,我不怕;累,我也不怕,就算把我这把骨头撒到武乡又何妨!”
任职3年,孙文龙带领武乡人民调整农作物布局,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当年就使全县的小麦播种面积由4万亩猛增到11万亩,第二年亩产由50公斤增加到105公斤,全县人均小麦由15公斤提高到60多公斤,创造了武乡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他还兴建发电厂、化肥厂、缫丝厂,为武乡的工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1980年,孙文龙调任屯留县委书记。这时,他已是肝癌晚期患者,一米八的大个子瘦成了一根柴。在一次会议上,孙文龙晕倒在地,被抬进了长治和平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不顾医务人员和家人同事的劝阻,强行出院回屯留。1982年3月16日,孙文龙倒在了屯留这个最后的“战场”上,年仅51岁。
“孙书记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1958年,在阳城县,时任寺头公社管委会主任的孙文龙到董家岭村下乡时,迷上了蚕桑,主动拜师学艺,并在公社门前亲手栽了7株桑树做试验。试验获得成功,他又雷厉风行地在全公社推广栽桑养蚕。3年后,寺头的桑树由2400株发展到31万株,群众收入逐年递增。寺头一跃成了阳城蚕桑发展基地,1960年还被列为华北蚕桑检查团的参观地之一。
孙文龙从寺头调任润城时,润城公社党委作出安排,决定敲锣打鼓到沁河渡口迎接他。他们站在沁河渡口,从上午等到下午,也没看见孙文龙的影子。到渡船边问老船工,老汉说没看见什么孙书记,只远远瞅见一个背一只粪篓、提一把粪铲的人,从下游浅水处卷起裤脚瞠过了河。
众人赶紧回公社。一进门,却都愣住了:孙文龙坐在台阶上,灰头土脸,汗痕道道,粪篓、铲放在身边。对公社干部搞迎来送往、讲排场的不良风气,孙文龙则当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孙文龙当乡干部时,经常身背粪篓。当了县干部,他的腰里经常别着把桑剪,走到哪就剪到哪、示范到哪,足迹踏遍了阳城的山山水水,能叫得上全县2/3以上大队干部的名字。
阳城地处丘陵,十年九旱,解放了多少年老百姓还一直吃救济粮。刚当上副县长的孙文龙,又是下乡调研,又是查《县志》,又是找农业、水利专家座谈,一个引沁河水到北留,利用湖泊自然落差建设水轮泵站的大胆想法在他的胸中逐步形成。孙文龙说:“当干部不能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不敢抓,就是要敢干前人没干过的事,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经过数年奋战,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可浇灌耕地上万亩,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至今仍润泽阳城县大地。
“竿正才能影不斜,脚正才能不歪鞋”
孙文龙当阳城县长时,妻子无业,儿女年幼。一人挣工资,6张嘴吃饭,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有人看不过去,“点拨”他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给爱人“想想办法”。
孙文龙也的确想出了办法。但不是给妻子招工上班,而是建议她自力更生,在家喂猪。妻子梁小焕从市场上捉回来两头猪崽,起早摸黑地挑着两只木桶,在附近挨家挨户地收泔水。孙文龙只要一得闲,就给妻子搭把手,挽起衣袖出猪粪。
县长夫人养猪,全县一片哗然。
1976年底,阳城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小吴把100元救济款送到了他家里。孙文龙问明情况,阴沉着脸,半晌没说话。突然,他抓起一把剪刀,塞给了自己的通讯员小吴:“当初咱俩的君子协定,你没忘记吧?来,从手脖子这儿剪!”
小吴愣愣地站着,眼圈发红,憋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孙书记,你咋不算困难户?看看婶子身上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再看看孩子们,破衣烂衫的不说,放学回家还得去拾炭……再说,这救济表是我填的,困难户是大家评的,跟你无关。”
孙文龙沉默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再穷,还能比老百姓穷?这救济款不能要!”小吴含着泪,又把救济款交回了县委办公室。
1982年3月16日,孙文龙因病离世。连任3县县委书记的他,居然找不出一身没有补丁的囫囵衣服,装殓时穿是生前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时穿过的一身军装。
孙文龙逝世后的40年里,阳城县委先后四次作出向孙文龙同志学习的决定,当地群众自发捐资为他塑雕像、修建纪念馆、立功德碑,树“百廉塔”;将他的先进事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电视剧,搬上荧幕、全国上演;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报告文学,印成大型画册等广泛宣传。孙文龙纪念馆先后被中央、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共青团授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人们学习、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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