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1937年9月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到1947年7月和刘伯承率12万大军渡黄河南下，在山西战斗前后约10年时间。在这10年中，邓小平从33岁到43岁的大部分时间转战在山西。从晋东北到晋西，从晋西到晋南，从晋南到晋东南都留下了他与山西人民共同战斗、共同生活的印记。邓小平前后来过晋城三次，特别是第三次，在晋城地区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和指挥战斗98天，在晋城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

1942年3月至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太行、太岳根据地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肩负着统一领导这些地区各项建设任务的重任，不畏艰险，踏遍岳南、中条，对刚刚重新开辟的晋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3个月实地视察。邓小平的亲临指导，极大地振奋了晋豫区军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期间所表现出的机智、果断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和教育了根据地的广大干部，成为晋豫区各级干部开展工作的学习榜样。邓小平对晋豫区各项建设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为晋豫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开辟、巩固、发展、壮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枪杆会议遗址——阳城县枪杆村

1939年12月，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山西省晋城、沁水、阳城等地遭遇重点攻击，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受到严重破坏，晋豫区党委被迫撤离阳城县，移驻平顺县，晋豫边区一时成为国民党和阎锡山的驻防区。

1941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中条山地区20多万国民党驻军溃退到黄河以南，晋西南一时成为“真空”地带。日军占据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立据点100多个，并在各地建立起“皇协军”和多种伪组织。一些国民党溃军和当地土匪趁机占山为王。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电令八路军和驻在平顺县的晋豫区党委南下，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并对开辟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党组织建设、建立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游击战争、瓦解伪军与土匪、基层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1941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分两路，开赴晋豫边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一路以129师386旅16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59团、212旅等部队为主，挺进中条山以北，在安泽县冀氏镇石槽村建立岳南（太岳南部）地委和山西省第三专员公署岳南办事处。一路由386旅17团和18团、牺盟会决死一纵队57团，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向中条山挺进，开辟中条山根据地。晋豫区党委随同太岳南进支队重返中条山，重新开辟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以中共北方局党委委员、八路军129师政委和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前往太岳区视察工作，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人陪同下，从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阎寨村出发，赶赴太岳区南部地区冀氏镇石槽村指导工作。

邓小平果断决定对阎锡山61军实施自卫反击。1942年4月15日，邓小平指挥太行军区385旅、太岳军区386旅、决死纵队1旅和212旅总共10个团的兵力，在浮山县和翼城县一带发起浮翼战役。4个旅、10个团分成两个纵队，右纵队由陈锡联、谢富治指挥，左纵队由李聚奎、刘忠、周希汉指挥，经过两天激战，消灭阎锡山61军1100多人，取得反击作战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阎锡山军队的进犯，扭转和稳定了岳南地区的局势。阎锡山61军军长派人求和，邓小平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为重，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策略，同阎锡山61军订立了《共同抗日作战协定》。

邓小平事后告诫太岳区以及晋豫区党政领导干部：“在反对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不能一味打击，还要做团结抗战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

1942年4月26日，岳南地委在安泽县冀氏镇石槽村召开地、县两级领导干部会以，邓小平在讲话中概括地总结了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以来的工作，提到今后的任务时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前沿，是太岳区和中条区的联结通道，一定要打通。尽快把这块宝地开辟好建设好，既可以巩固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可以为我们挺进中条地区、创建中条区抗日根据地提供有利条件。他强调，开辟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尽快改造基层旧政权，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组织，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二是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救国统一战线政策，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要把打击的主要目标对准日军，加强对日伪军的斗争。三是当前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方面，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到岳南地区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襄汾、曲沃等地，去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摧毁阎锡山顽固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三级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开展敌占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要坚决消灭由封建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的反动武装“红枪会”，要通缉捉拿祸首，揭露打击反动的上层头领，反复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争取广大的基层会众，瓦解取缔红枪会组织，迅速稳定岳南地区东部士敏、沁水等县的局势和社会秩序，进而开展高平县的工作。

石槽会议以后，邓小平部署386旅772团，5月4日从士敏县东峪、西峪出发，前往士敏县中部地区关爷岭，武力剿灭“红枪会”，活捉其首领及骨干分子45名。5月11日，沁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宣判大会，判处“红枪会会长及副会长死刑，立即执行；当场释放认罪态度较好的胁从分子，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一举瓦解了“红枪会”，稳定了沁河两岸广大人民群众的悄绪。随后又在沁水、士敏、阳城、晋城等地，恢复建立起一批县、区、村三级抗日政权。

5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在王新亭、刘忠等部队领导及八路军772团2营的护送下，从岳南到达晋豫区党委机关驻地暖辿村视察指导，听取了边区党委和豫晋联防区领导人聂真、刘忠的汇报并指示他们发动群众，协同地方武装开展山地游击战，粉碎敌人扫荡保卫抗日根据地。

邓小平抵达阳城暖辿当夜，日伪军便向晋豫区党委驻地偷袭而来。获悉情况后，邓小平分析了敌人的情况，认为日军此次行动，目标是针对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其行动缓慢，尤怕夜间行军，所以不必慌忙撤退。他镇定自若，安然入睡。6日凌晨，日伪军由索泉岭而下，直逼暖辿。

5月6日拂晓，部队刚吃过饭，日军就分东西两路向六区党委机关驻地夹击而来。陈康团长指挥部队一边杀敌一边转移。刘忠、王新亭掩护邓小平等领导，组织驻在暖辿村的晋豫区党委机关和豫晋联防区司令部向析城山转移，并命令驻在各村的部队迅速向南撤转。晋豫区党政军各路同向择道而转，分别向析城山安全转移，保存住了革命的实力。驻护驾部队发挥了“护驾”作用。由聂真、李哲人、陆达等人带路，邓小平等领导突围脱险攀登上了析城山巅峰圣王坪。

析城山海拔1883米，是中条山支脉，与云蒙山相连。圣王坪与历山舜王坪东西对称。圣王坪为万亩平顶，四周峭壁悬崖，山林掩护，易守难攻。在此山顶汤王大庙里，从电台收到我18团和57团的报告，获悉日军在同蒲铁路，垣曲和豫北的新乡、沁阳等地频频调兵，向中条山腹地靠近。邓小平根据侦察人员和电台报告的敌情动态，让作战参谋薛右钧，摊开地图观察分析，判断日军正在组织对中条山根据地更大规模的连续大扫荡。

5月6日傍晚邓小平下山进驻吉德村。1942年5月7日至5月12日在河北镇西交村一带实施机动作战。邓小平在这个寂静的山村盘桓数日，这个红色基地从此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5月13日，邓小平率晋豫区党委、豫晋联办、豫晋联防区来到阳城县南部的枪杆村，在此召开了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全体干部会议“枪杆会议”。“枪杆会议”是邓小平在到达枪杆村的次日，即5月13日，晋豫区党委和晋豫联防区司令部举行的一个事关开辟、巩固中条、晋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为晋豫区机关干部和太岳支队营以上干部。

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晋豫区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是太行根据地西部的屏障，是开辟豫北和进入豫西的前哨阵地，也是向西开辟中条地区的立足点。目前该地区群众生活极其艰苦，迫切要求解放。我们一定要将这一地区建设成为稳定的根据地。该地区在“十二月事变”前曾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当地许多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着地下斗争，为我党重新开辟这一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他指示，要打若干次有把握的小规模漂亮仗，不要贪大求多，只要每战必胜，必然会鼓舞士气，但不要过早、过分地刺激敌人，以减轻创建根据地的困难。针对目前军队与地方干部生活困难、体质普遍下降、非战斗人员增多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指出，在开辟工作的过程中，除应保持必要的机动部队外，应将各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占区，以解决粮食供应之困难。缩小目标，减少敌人的偷袭，增加情报消息来源，掌握敌人动态。他还提出，要抽调有作战经验、有一点政治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以打击小股敌人与汉奸、特务活动。要宣传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民主地方政权，搜集国民党中央军遗弃下来的作战物资，建立情报机构，配合地方党和地方政权开展工作。

参加上河会议与智出东峡

上河会议纪念馆

枪杆会议后，邓小平继续指挥部队反击日伪的“扫荡”。1942年5月26日，邓小平率晋豫区党委转移至阳城西部的董封乡上河村。1942年5月27日在上河村，召开了县、营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史称中条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河会议是一次研究决定晋豫区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在会议上作了《中条区过去四个月工作的检讨》的报告。

邓小平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中条区的形势，认为：“中条根据地的性质是游击性很大，如维持会之存在，我们的政权还不巩固”。现在我们仅掌握阳城、沁水南部及翼（城）、绛（县）、曲（沃）、晋（城）、济（源）一小部分，而基本区只有5万人口。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采取切实的办法，力争中条地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北方局给中条区的任务”。

面对复杂和严峻的敌我态势，邓小平强调指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信心问题，根据地建设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必须坚定信念！二是工作的着重点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武装力量和建立党的组织。发展武装力量要运用各种形式，组织地方武装，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和保安队。有武装就必须有政权，有政权才能养活军队，以政权的组织形式开展各种工作。中条区建立政权“愈快愈好”。三是政策和策略问题，要采取各种形式，形成最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邓小平同志都作了非常明确的指示，为根据地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使广大干部统了思想认识，鼓舞了大家的决心和信心。

当上河会议正进行时，日军在获悉情报后于1942年5月28日，纠集济源、阳城、沁水、垣曲、翼城各县驻军，分6路向上河村扑来，邓小平知悉后决定马上停止开会，立即转移。到达沁水东川时，日伪军已堵住了去路，不时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连前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也被日军打伤，而且后面还有敌人的追兵，情况万分紧急。邓小平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日伪此次“扫荡”的目标主要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及中条区首脑机关和首脑人物，当即果断决定：

一是调整行军路线及方向，改进历山为出东峡，过东哄哄河，再返阳城境内的析城山。

二是部队轻装前进，干部一律弃马步行，和战士一块行军。

三是让地方民兵将战马赶进深山代为照管几天，以一小部分人赶着马匹沿着横河到垣曲的公路行进，如遇敌情，立即向公路两侧的森林里疏散，以作疑兵。

四是女同志暂时离队，换成便衣疏散隐蔽到当地民众中去，随老百姓进历山，向敌人来的垣曲方向转移。

安排好后，邓小平亲率晋豫区党政机关干部和八路军战士从容进入东峡。此时，日伪军已占领了东峡的西岸山崖，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同时日军的飞机也在上空盘旋，企图等骑马的八路军首脑出现后一举消灭。日军指挥官望着在峡谷中有条不紊行进的士兵，心中不禁起疑，同时，又接到在公路两侧的山林里有大批马匹奔跑的情报，立即派兵前去追赶。

而此时，邓小平已率全部人员突围走出了十里峡谷。日军这时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急忙开枪追赶，断后的17团4连与敌激战，最终掩护我方人员冲出包围，然后越过李家河，爬上十里坡，进入历山隐蔽。经过血战，共打死打伤日军30余名，同时掩护部队也有13名战士壮烈牺牲。

邓小平视察晋城期间，在晋豫区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日军于6月15日从中条山区退走。6月17日，邓小平再次和中共晋豫区党委等领导座谈，对开辟中条区的工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邓小平亲自领导了多次粉碎日军“扫荡”的战斗，其直接指挥的“智出东峡”战斗，在中条区传为佳话。6月下旬，邓小平结束了对岳南、中条地区历时3个多月的视察，经沁水、沁源返回八路军129师总部。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在晋城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为太岳、晋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邓小平的战略智慧主要体现在：具有战略眼光、预见性、实事求是、坚韧不拔、与时俱进、善于抓住关键和问题的要点，善于创新、善于学习。

邓小平在山西的十年中，经历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壮年，以其超群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十年中邓小平不仅领导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党政军群全面工作，而且在解放区领导了社会改革，为其以后领导中国的改革事业积累了实践经验。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最初发端于这十年间，尤其是直接领导的太行区、太岳区的社会改革，成为其青壮年时期闪耀着智慧和才能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