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山西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完整实证了我国文化与文明演进的宏大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五次亲临山西考察，围绕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高度肯定山西对中华文明史的重要贡献。山西境内星罗棋布的考古遗存、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与广为流传的上古传说，便是这一宏阔历史最坚实的注脚。芮城西侯度遗址留存着243万年前的古人类用火遗迹，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等遗址串联起华北古人类演化完整脉络；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怒触不周、愚公移山、尧舜禅让、皋陶明刑、大禹治水等上古传说深植山西沃土，孕育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正是这方水土的层层积淀，为中华文明的诞生、绵延与变革奠定了深厚根基，提供了丰厚滋养。

山西是华夏农耕发轫之地，中华文明在此肇始奠基。黄土深厚、雨热同期、多旱少涝的生态地理条件，为旱作农耕的起源提供了摇篮。相传炎帝神农氏在晋东南羊头山“尝百谷，教民稼穑”，开创了定居农耕生活。沁水下川、吉县柿子滩、武乡石磨盘等遗存，实证万余年前先民已在此培育粟黍，是北方旱作农业的主要起源地，为早期国家的孕育奠定了物质根基。夏县西阴村发现的半个蚕茧，实证了五千年前先民已掌握养蚕缫丝技艺。物候滋养下的农耕生产，南风吹熏下的池盐制取，催生了定居聚落与社会分工。4300余年的襄汾陶寺遗址，与史籍所载帝尧之都高度契合，被考古学界视作“最初中国”的实物佐证。遗址出土的史前观象台服务农耕节律，内含二十个节令之分，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朱书陶文开启汉字滥觞，成套玉礼器构筑上古礼乐制度雏形。陶寺文明所呈现的国家初立、礼乐初设、节气初定、文字初创的早期国家气象，印证了晋南汾浍流域率先迈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尧舜孕育的德治、民本理念自此发源，代代承袭，融入历代治国方略。崇德尚民的精神底色，正是苏秉琦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之“直根”。

山西是礼法治国滥觞之地，天下秩序在此开篇立制。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秩序的关键枢纽，在礼法制度创制上发挥了独特作用。春秋晚期，晋国赵鞅铸刑鼎、颁行《范宣子刑书》，打破刑律秘藏旧制，开启成文法公开化先河。随后，卜子夏设教西河，开儒学北传之端。战国初，李悝编撰《法经》，为我国首部系统性成文法典。西河学派吴起、商鞅承其学，吴起变法于楚，商鞅携《法经》入秦，其法亦泽及齐之吏治、燕之乐毅革新，深刻影响七雄格局。战国晚期，荀子融汇儒法，主张“隆礼重法”，弟子李斯、韩非光大其说并付诸治秦实践，塑造大一统治理模式。此后秦律、汉律至《唐律疏议》一脉相承，定格中华法系礼法共治范式，且远播朝鲜、日本、越南，形塑东亚法制文化。从儒法交融到礼法合一，恰如张晋藩先生所论“中华法系之滥觞”，为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治理立起了制度根基。

山西是民族交融要冲之地，多元一体在此熔铸生根。季风和降水的地理分界，使得山西成为先秦至明清时期农牧文明交融发展的锁钥。山西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之源，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持续为文明注入新鲜活力。晋国初创“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边方略；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主动吸纳游牧文明优长，推动中原军政体系革新。东汉末，曹操分置南匈奴五部于并州周边，与汉民杂居共处。北魏定都平城，掀起宏大而悲壮的鲜卑汉化改革诗篇。云冈石窟融汇中原造像、鲜卑审美与犍陀罗、希腊艺术元素，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里程碑之作。明初洪洞大槐树大规模官方移民，先民迁往18个省份五百余州县，“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成为亿万华人寻根祭祖的精神印记。清代以降，晋民经杀虎口走西口，百万之众在草原垦荒、经商、筑城，形成旅蒙商路，催生归化、包头等商埠。长城沿线边贸互市不绝，隆庆和议后边贸更盛，农牧民族在和平交往中深度交融。诚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山西在历史上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山西积淀的民族交融史，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包容性的宏大格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海内外华夏儿女提供了深厚历史根基。

山西是信义品格涵养之地，忠义精神在此淬炼成型。关公故里在解州，历经历代皇家敕封，关公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双峰并峙，忠义仁勇、守信重诺的关公精神，被凝练为中华民族道德标尺。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遗存的三万余座关帝庙宇，成为联结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明清晋商秉承关公信义品格，以山西为枢纽，拓建北至俄境、南抵闽地的万里茶路，将武夷茶叶一路输送至恰克图与莫斯科，实现茶通天下；清道光年间平遥日昇昌开设票号，首创全国汇兑制度，掀开中国近代金融业序幕，实现汇通天下；晋商独创股俸制、身股制模式，把忠义信条立成商号规矩，将道义操守落到商事实处。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关公信仰与晋商诚信交相辉映，以其超越行业的道德伦理价值，持续凝聚全球华商向心力。在钱穆先生看来，这正是“中国商业精神的典范”。

山西是中华艺文荟萃之地，千年文脉在此传承弘扬。山西不仅保存了中华文明最丰厚的文物遗存，更贯穿了中华文学艺术的主线。《诗经》中最经典的篇章《唐风》《魏风》便产生于此，受封于山西隰县的尹吉甫是主要编纂者之一。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山西籍诗人留下了五千多首诗歌，堪称“半部唐诗在山西”。初唐王勃，盛唐王维、王昌龄、王之涣，中唐白居易、柳宗元，晚唐温庭筠等，无不以三晋文脉滋养诗坛。金代元好问被尊为“北方文雄”。山西现存元代以前木结构建筑占全国八成以上，应县木塔为世界最古最高木塔，佛光寺东大殿被梁思成先生誉为“中国第一国宝”；晋祠、平遥古城、解州关帝庙等构成一部活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山西是古代彩塑壁画的宝库，永乐宫《朝元图》冠绝海内，佛光寺彩塑、崇福寺金代壁画等填补中国美术史诸多空白。山西素有“中国戏曲摇篮”之称，元曲四大家山西独占其三——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关汉卿更被尊为“曲圣”，铸就元杂剧的辉煌，全国仅存的12座金元戏台全部在山西。先秦乐舞开其端，宋金诸宫调奠其基，山陕梆子自明末诞生，蒲剧、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声腔滋养北方数十剧种。民歌、锣鼓、剪纸、面塑等民间艺术承载着黄土地的集体记忆。山西以实物之丰、技艺之精、传承之深，为中华文化艺术长卷贡献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不愧是罗哲文先生所赞叹的“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的无尽藏”。

山西是红色血脉赓续之地，敌后抗战在此铸就丰碑。山西既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策源地，又是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人民军队战略反攻的重要前进基地。1924年高君宇在太原建立山西首个中共党组织，播撒革命火种；1931年平定兵变诞生北方第一支红军——红24军，首开北方武装割据先声。1936年红军东征在山西扩红八千余人，筹集大批钱款物资，为出师华北抗战奠定重要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成功实践，八路军三大主力挺进三晋，相继开辟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使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威震敌胆，黄崖洞保卫战载入史册。烽火岁月淬炼铸就伟大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金冲及先生所指“华北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正是山西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长城、为中华民族独立建立不朽功勋的生动写照。

三晋文脉绵延千载，文明薪火生生不息。新中国成立后，能源与物资外输，鼎力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干部群众接力治沙孕育的右玉精神，为中华文明注入与时俱进的时代内核。进入新时代，山西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贡献山西力量。（山西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